弗雷的另一个优点是他从不抢题材的风头。他从不打扰别人,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电影主角身上,而是带着谨慎的同理心接近他们。否则,他永远不会成功地以足够近的距离去体验像女儿被流亡时与古巴父亲的离别;而他也永远无法将这种亲密传递给我们这些《利尔卡,米里亚姆和菲德尔》(Ricardo, Miriam and Fidel)的观众。但也因为克里斯蒂安·弗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报道者之一,他的作品将成为纪录片的经典。准确地说,它们本就如此。”马丁的电影总是套着类型片的壳,利用黑帮、谋杀、精神分裂、监禁等元素吸引眼球,但其实,他的作品始终在勾勒深层、难解的时代魅影。比如其成名作《出租车司机》(1976),如果看得浅,可能难以理解它为何能斩获金棕榈。但若投入男主角特拉维斯的人生,便可体悟,纽约街头的肮脏与混乱,映射的是他当下和未来的情感虚无。而他对亲密关系的懵懂与急切,时隔47年,依旧能以相同的寂寞频率,击中如今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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